九月庚子日，章帝到彭城。辛亥日，到寿春；重新封阜陵侯刘延为阜陵王。己未日，到汝阴。冬天，十月丙子日，回到宫中。
北匈奴大乱，屈兰储等五十八个部落，共二十八万人，到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归降。
曹褒依照旧有的典章制度，掺杂《五经》《谶记》的内容，撰写编排了从天子到平民关于冠礼、婚礼、祭祀、丧葬等整套礼仪制度，共一百五十篇，上奏给章帝。章帝因为众人的意见难以统一，所以只是接受了这些礼仪制度，不再让有关部门进行评议上奏。
这一年，班超征发于窴等国的军队，总共二万五千人，攻打莎车。龟兹王征发温宿、姑墨、尉头的军队，共计五万人，前去救援莎车。班超召集将领校尉以及于窴王商议说：“现在我们兵力少，敌不过他们，不如各自散去。于窴军队从此处向东撤，我也从这里向西返回，等到夜里听到鼓声就出发。”然后班超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守，故意让他们逃走报信。龟兹王得知这个消息，十分高兴，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在西边边界拦截班超，温宿王率领八千骑兵在东边边界截击于窴军队。班超得知这两路敌军已经出动，秘密召集各部整顿兵马。鸡鸣时分，迅速奔赴莎车军营。胡兵惊慌大乱，四处奔逃，班超军队追击斩杀五千多人；莎车于是投降，龟兹等国的军队也因此各自撤退散去。从此，班超威震西域。
评论
章和元年的历史记载，呈现了东汉中期在边疆治理、礼制建设、政治生态等方面的复杂矛盾与应对逻辑。
边疆治理的“信用危机”：从“以诈制诈”到“失信反噬”
烧当羌问题的升级，集中暴露了边疆治理中“信用崩塌”的严重后果。护羌校尉傅育试图“募人斗诸羌”，以矛盾制矛盾，却因羌胡不从引发复叛；其继任者张纡更以“毒酒诱杀”手段屠灭羌人酋豪，虽一时报复了傅育之死，却彻底撕毁了汉羌之间的信任纽带。迷吾之子迷唐率部据险反叛、种众炽盛，正是这种“背信弃义”的直接反噬。
这一事件揭示：边疆治理的核心是“立信”而非“立威”。张纡的“诈降诱杀”看似“高效平叛”，实则将局部冲突升级为族群仇恨，为后世埋下更大隐患。对比此前张纡释放号吾以平息叛乱的灵活策略，可见短期暴力或许能换来一时震慑，但长远来看，“言而有信”才是维系边疆稳定的根基——这对当代处理民族关系、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构建，仍具警示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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